“捐遗，为社会做最后的奉献”

2018年09月26日编辑：苏州市红十字会

9月21日下午1点，一个特殊的聚会在苏州市吴江区北厍镇居民袁克俭家中举行。  

与组织者袁克俭一样，参会的柳月英、朱海明、梅云芳、梅兴祖、沈加良、倪洪才和张福兴也都是住在北厍的已办完遗体捐献手续的志愿者。他们年纪最小的64岁，最大的80岁。  

“有的人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早有耳闻”，袁克俭笑着说，此次他从北京返乡，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把这个聚会办了，大家坐到一起认识一下，说说心里话。 

与其化为一抔灰 不如让医生研究糖尿病  

今年70岁的柳月英来自北厍办事处东方村，2004年办完捐遗手续，是8位老人中的先行者。  

“在2004年之前就想办这个手续了”，柳月英说，2000年左右，她在电视中看到关于捐遗的介绍后，就萌生了捐遗的想法。此后，她便特别留意，看哪家单位可以办捐遗手续。  

“后来知道了红十字会，于是在2004年，我便去苏州市红十字会把手续办了”，柳月英说。1976年，她的母亲去世，丧葬方式是火葬，“母亲是村里第一个火葬的人，母亲不拘旧俗，我也应该像母亲一样”。与其化为一抔灰，还不如做点最后的贡献，“比如我得的是糖尿病，要是我的捐献能帮医生在糖尿病研究上更进一步，让后人少受糖尿病之苦，岂不是很值得？”。

看到纪念碑的那一刻老人的想法变了  

成为捐遗志愿者后，柳月英感觉无比光荣。“村里经常有人问我关于捐遗的事情，尽管很多人暂时还不能接受这一做法，但大家对捐遗的认识已逐渐改变，我丈夫朱海明便是其中之一”，柳月英笑着说。 

 柳月英并没有刻意地向丈夫宣传捐遗，但在潜移默化中，朱海明渐渐认可、支持了妻子的做法，并在前年5月，加入了捐遗志愿者队伍。  

“有一次，区红十字会组织我们志愿者去上方山捐献纪念园参观，我就问他们，能不能带一个人。他们说能，我就带老朱一起去了”，柳月英说。 

 走进上方山捐献纪念园，看到刻着红字的纪念碑，朱海明的心被触动了。  

“纪念碑上刻着已捐献者的名字，家属触摸名字的一刹那，我的想法变了”，朱海明说。认可、支持妻子的做法是一回事，加入捐遗志愿者队伍，那是另一回事，“上方山之行，让我对妻子有了更多的理解，也让我对捐遗的社会价值有了更多的认识——成为捐遗志愿者，不仅无上光荣，更福泽后人”。

  最舒心的事情 是能做点渺小的贡献 

 2016年5月22日，朱海明在吴江区红十字会办理了捐遗手续，与他一同办理手续的，还有聚会的8位老人中年龄最大的梅云芳。  

说起捐遗，梅云芳指了指耳朵，“年纪大了，听不清了，想想也只有捐遗这件事，还能为社会做点渺小的贡献了”。  梅云芳与柳月英一样，也是东方村人，年轻时务农，1982年，他在北厍摆起了修自行车的小摊。  

“梅师傅在我们北厍还是挺有名的，他是我们北厍‘自行车修理第一人’，修了20多年，手艺很好，但收费不高”。说起梅云芳，其他7位老人都竖起了大拇指。  “梅师傅收了10个徒弟，一分钱都没要，都是免费教的。”倪洪才说。 

 尽管办完捐遗手续已有两年多时间，但梅云芳的志愿捐遗纪念证依旧洁净如新。老人把纪念证和着其他证件，整齐地放在环保袋中，挂在客厅的墙上，每天都会拿出来整理一遍。“天天看一遍，舒心”。老人展颜一笑，花白的头发下，满脸慈祥。 

 捐遗纪念证 是七十大寿最好的礼物  

2016年3月22日，袁克俭收到了吴江区红十字会发出的志愿捐遗纪念证。同年4月3日，在自己的70岁大寿上，老人拿出这本证书，骄傲地告诉亲朋：“这本纪念证，是我七十岁最好的生日礼物”。 

早在1966年，还在上学的袁克俭感觉心脏不舒服时，便写下了要求捐献遗体的遗书。他将遗书放在宿舍不上锁的抽屉里，为的就是万一自己挺不过去，同学、家人在整理自己的遗物时，能顺利地发现这封遗书。  

2011年，袁克俭脑血管破裂，自感凶多吉少的老人，在病床上向家人说明了捐献遗体的要求，并联系了苏州市红十字会。  

“捐遗是我一直不变的人生目标，到了2015年左右，我这个想法更强烈了”。袁克俭说，他在北京的房子平时是租出去的，有一次他和房客聊天，说起了捐遗的事情，“房客是名医科大学的学生，他说他们大学里只有一具医学研究遗体，还是他们老院长留下的”。

 医科大学学生的话，让袁克俭有了一个决定——要在自己70岁前，把捐献手续办妥。  

“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，以前是土葬，现在是火葬，观念新一点的还有树葬，说简单点，就是‘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’，如果自己的‘所爱’，还能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，岂不是更好？”，袁克俭笑着说道。  

“改革开放40年，人们的丧葬观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北厍8位捐遗老人的聚会，正是这一变化最好的印证”，吴江区红十字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遗体捐献逐渐深入人心，既缘于捐遗的大力宣传，也缘于思想的进步，“吴江区目前已有捐遗志愿者272人，已捐献者34人”。（徐海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