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命终点的摆渡人 让大爱在奉献中延续

2026年06月08日编辑：苏州市红十字会

“一个好的眼角膜通常能救三个眼睛，我两只眼睛就能救六个，这样妈妈就能永远‘看见’你们了。”作为社区捐遗工作的值班老师和捐遗志愿者，沈佳珺以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念，向一代代年轻人讲述着关于生命、奉献与传承的故事。

沈佳珺与遗体捐献的缘分，始于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。她曾在电视上看到，有年轻人因意外离世后捐献全部器官，一次性救助了七个人。“那种无私，真的太让人感动了。这哪里是结束啊，明明是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。”这种感动促使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身后事。她常对孩子们说：“人这一辈子，能为这个世界留点什么才不算白活。”虽然她幽默地表示自己年纪大了，器官可能不如年轻人的好用，但她也深知角膜的价值：“医生说我的角膜能捐献到90岁，一个眼角膜至少能救两个人，两个眼睛就是四个，多划算啊！”然而，传统的观念曾是横亘在前的障碍。当她最初萌生捐献遗体的想法时，家人因传统观念而表示反对。儿子最初难以接受，认为“身后事”应按老规矩办。但沈佳珺没有放弃，而是耐心沟通：“你想啊，要是我的角膜能让别人重见光明，那我不就成了别人‘眼里’的光？这多有意义。”她的坚持与智慧最终化解了家人的顾虑。在她的影响下，不仅儿子理解了她的决定，甚至萌生了参与捐遗的想法。她的丈夫更是从一开始就坚定支持，夫妻俩一同完成了捐遗登记，用行动诠释了“生死与共”的另一种模样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这种奉献精神已成为她的家庭传统。在她的影响下，她的儿子也毅然加入了捐遗志愿者的行列，实现了爱的接力与传承。

作为社区捐遗登记工作站的值班老师，沈佳珺将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捐遗宣传事业。值班当天，她都会准时出现在社区二楼的工作站，桌上整齐摆放着登记表格和宣传资料，随时准备为居民解答疑问。她的工作远不止于简单的登记服务。面对前来咨询的居民，她总是耐心细致地讲解捐遗的每一个细节。“很多人想来登记，却不知道该咋做，总怕手续复杂，或者给家里添麻烦。”为此，她将流程梳理得清晰明了，让奉献之路变得简单可行。她特别强调沟通的重要性：“第一步就是填表格，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前提——得让家里人知道，得家属同意。”在她看来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基础，因为“这毕竟不是小事，得让孩子们心里踏实。”除了家属知情同意，她也会详细说明所需材料。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居民社区工作站的服务时间：“我们社区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四点都有人值班，随时来都能办。”令人感动的是，她从不回避登记的“灵活性”：“有的人登记了之后，想法变了，想反悔，完全可以，不碍事。”她认为，捐遗是纯粹的奉献，不该被条条框框束缚，“就算子女后来不同意了，也没关系，绝不强求。”

2025年7月24日下午，苏州三元四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健康宣讲活动。现场座无虚席，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“生命延续·大爱永恒”捐遗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这场活动，吸引了众多银发老人早早到场。当沈佳珺走上台时，她的声音带着哽咽，却字字清晰：“我和老伴签志愿书那天，他说‘这是咱俩最后一次并肩做好事’。”她分享了自家故事的真实感受：“儿子摔门而去时说‘别人会戳脊梁骨’，可现在他的钱包里，就揣着自己的捐献登记卡。”这个跨越两代人的故事，让现场瞬间安静下来。沈佳珺提高声调问道：“传统观念说‘死后要留全尸’，可医学课堂上没有遗体标本，怎么培养能治病的医生？”当她讲到儿子如今主动向同事科普捐遗时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现场一位赵爷爷红着眼眶感慨：“这才是给子孙后代积福呢！”

面对许多人担心“捐了遗体，最后连个念想都没有”的顾虑，沈佳珺有着深刻而温暖的理解。她时常向咨询者介绍，成功捐遗者将被尊称为“大体老师”，他们的名字会被郑重地刻在上方山的纪念园里。“夫妻一起捐的，名字就刻在一块儿，跟咱们民间的墓碑一样，整整齐齐。”她解释道即使一方先离世，另一方的名字也会预先留着，“等以后团聚了，就再也不分开。”更让她感到欣慰的是每年的悼念活动。“每年清明前，医学院的学生和老师都会去纪念园，给‘大体老师’们念悼词，搞悼念活动。”她常跟儿子开玩笑说：“你不用操心上坟的事，只要红十字会在，年年都有人来纪念我们，比啥都靠谱。”在她的讲述中，捐遗不仅是对医学事业的贡献，更是对土地的节约。“现在土地多紧张啊，咱们捐遗，也是给国家省点土地资源。”她认为这是一举多得的选择：“对医学事业是贡献，对社会是好事，对自己来说，也算给这辈子画上一个有意义的句号。”

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沈佳珺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她的故事和行动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更多人理解捐遗、参与捐遗的道路。

如今，在苏州三元四村的捐遗工作站里，沈佳珺依然每天接待着前来咨询的居民。她的故事也传遍了更多社区。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坚持时，她微笑着说：“能成为别人‘眼里’的光，这多有意义。”

来源：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学生发展支持中心